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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持人：很多话题需要进行面对面的交流，大家见一面陈功先生确实也不容易，接下来，咱们继续把时间留给陈功先生。
陈功：咱们谈谈企业风险这个关系到大家发财的问题。企业风险是个大问题，企业刚刚建立的时候，可能就是人、财、物、产、供、销这些方面最重要，但是一旦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，上了轨道，就会开始关注风险问题了，对企业家而言，最大的风险问题其实应该是方向问题，是在轨道上跑着、跑着可能掉到坑里边的问题，因为那样就会前功尽弃，风险就太大了。
谈到企业的风险问题，所有的企业家可能都应该关注的就是过度生产，过度生产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问题。什么是过度生产？就是相对于需求而言，资本推动的生产规模远远超过了需求，这个时候就是过度生产。这种过度生产在中国严重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可以回想一下，过去短缺经济的时代，破家电大家都是要排队去抢的，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，只要能生产出来，根本就不愁销路，是一定能卖掉的。后来，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多和技术的进步，中国已经走出了短缺经济的时代，这个时候世界的产业转移也开始了，刚才我讲，从美国到日本，日本捕捉到机会以后就起飞了，所以我们后来在中国看到很多夏普冰箱、东芝电视等日本的产品。然后产业又转移到了亚洲四小龙，亚洲四小龙就是所谓的韩国、台湾、香港、泰国，继日本之后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也出现了起飞，想想当年，很多香港人、台湾人来大陆多牛啊，随便拿点什么工业品，送你个照相机、卡式录音机，大家就高兴得不得了，感叹这个东西真好。现在呢？给你可能你都不会要，但短缺经济的年代，情况就是这个样子。
亚洲四小龙之后，中国便开始加入了WTO，一旦中国进入WTO，就像我们文章里写的，这是最大的财政政策，中国所有的产业部门，都开始跟世界市场接轨了，世界市场有资本的、有技术的、有产品的企业都到中国进行投资，正好中国还有很多廉价的劳动力，这些优势结合在一起，中国经济就起飞了。伴随着这个过程，中国的进口也有了突飞猛进的改变。原来粮食是很难自给自足的，60年代的人都对饥饿有深刻的记忆，饿死过人，因此有点好吃的我们就拼命吃，所以60年代的人现在都有一个大肚子，就是这个原因。这个是饥饿造成的。
现在我们的粮食还没有自给自足，而且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。所以，搞农业的人都有点悲观，普遍认为农业是第一产业，没什么太大出息，地方政府往往也是把农业看作是要压缩的部门。实际上，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认识。14亿人口的国家，第一产业根本满足不了需求，以至于成为世界粮食的第一大进口国，这是巨大的风险，什么风险都没这个风险大。所以，搞农业，搞第一产业的，就等吧，等待政策出现天翻地覆改变的那一刻，而那一刻你们一定能发财，到时候第二产业，第三产业，它们过去挣的钱都将源源不断的输送给第一产业。我曾经对东北的一些老前辈们讲过，东北大米有一天可以卖到一百块钱一斤，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好的土地了，没有这样的劳动力了，技术方面也出现了断代，转基因的那些种子对中国的农业造成了很多问题，我们很有可能粮食进口排第一的帽子永远都摘不掉了，我们永远就得戴着这个帽子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能够自己生产一部分，它的前景无疑是非常乐观的。只不过就是政策部门，看他们什么时候认识到这一点。
前段时间，中美贸易战期间，大豆生产忽然一夜之间就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。政策补贴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开足马力去生产中国的大豆。实际上以前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出口国，而且中国大豆的品质非常好，结果就是搞产业，搞技术，搞高科技，搞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唯独没搞的就是第一产业，就是农业。那么在这个背景下，中国的大豆生产早就不行了，相反，我们成为了世界大豆最大的进口国。所以，这种情况下，如何喂好14亿张嘴，这个我都没办法去想象将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？这是个很大的问题。这些其实都跟短缺经济有很大的关系，一旦出现调转过来的局面，我们从短缺经济走出来之后，什么都有了，什么产品都生产，到处都是中国制造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摇身一变，我们变成了很多产品世界第一的出口国，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大部分产能处在了过剩状态。
企业家都知道，很多政府官员都跟你谈过到他们那儿投资，中国的市长只要一上任，第一件事就是去视察，看看产业园区在哪？如果觉得产业园区搞得太少了，于是再画两个大圈。到处都是产业园区，每一个城市都是这样，无一例外，别说省会城市了，就是到县级城市，两千多个县级城市都有自己的产业园区。过去这些年，我们就是这样铺开去生产的，这么干，产能不过剩才怪呢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好，后来中国进入WTO了，我们能把大部分的产品，各个产业园区生产的产品大规模的出口世界市场，这样中国制造就走向了全世界，分布于全世界了。
那么接着就出现了一个问题，你能靠这条路生财、发财，别人为什么不能这么干？难道全世界只有中国能这么干吗？越南说，我也要走中国的改革之路。他走什么改革之路？他就是想复制中国的发展成就。你搞产业园区，我也搞产业园区，那么，比拼的就是资本和劳动力。这一比拼就坏了，在资本方面，中国的资金成本逐渐在上升，在座的各位都有体会，这几年资金成本不停在上涨，我们的竞争优势就下降了。那么劳动力的价格也在不停上涨，基本上，一百加五十，也就是工人工资收入一千块钱，实际企业要花到1500块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越南、柬埔寨、孟加拉等国家就有很大的优势了，它们把资金、技术、企业都吸引到它们那里办厂，因为它们那里的劳动力价格更便宜。当然，因此它们的资本会承受一定的通货膨胀率，通常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往往都比较严重，差不多接近10%吧，甚至更高。
下面给大家讲讲加税和减税问题。今年全国“两会”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政策就是减税，而且减的是增值税，削减了三个百分点。毫无疑问，这一次减税是中央和国务院下了很大决心的，否则，就只会减类似于农业税那样的税了，不会一下动真格把增值税，我们的财政部门的税收主力切掉一大块，这可是结结实实的切下一大块。当然，很快，又出现了新的变化，就是说要出台房地产税。房地产税是不是真的就会在今年出现，这个不一定，因为栗战书委员长在全国人大透露出了很清晰的信号，他直接就这么讲的，就是要解决房地产税的问题。此后，政策方面的信号又出现了下降，出现了新的争议和说法，是不是可以真的在2019年推出房地产税，现在看依然有不确定性。
一个减税，一个加税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什么东西？我们应该怎么思考这些问题？首先我们要看清楚的就是这里边有一种均衡存在，就是我们在减税的同时，我们在一些领域还要加税，这样才能取得一种均衡。均衡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为了稳定。这个稳定对中国是最意味深长的词汇，为什么说它是意味深长的呢？我估计街道上老百姓的稳定不是大问题，我们有很多办法让他稳定，不稳定也能让他稳定。在座的各位是不是大问题，我觉得可能也不算大问题。真正的大问题是政治稳定，政治稳定是排第一位的稳定，你看中央的领导讲话都提稳定，稳定这词也包含很多内容，但是政治稳定是排第一位的。第二就是社会稳定，就是总体上看，我们要让社会处在稳定的状态，目前看一切都还可以，社会稳定做得还是不错的。第三个稳定是干部队伍的稳定。执政党也好，国家的运转也好，都要靠一支精英力量，靠一支干部队伍来支撑，主要的资源也就掌握在他们手里，他们如果出现了不稳定，那麻烦了，天下大乱。所以这三个稳定才是至关重要的稳定。其他的稳定都跟它们有关系，或者通过它们之手可以实现稳定，所以其它稳定与这三个稳定不是同格的，是降一格的，其它稳定是可以被实现，被管理的。加税和减税牵扯到什么呢，就关系到这三个问题：政治稳定、社会稳定和干部队伍的稳定。
大家注意到没有，现在过紧日子的呼声越来越多，报纸上在讲，各级领导也在讲。让谁过紧日子？对，其实就是让政府官员过紧日子。据说，各地政府削减财政开支，少的有30%，多的能到70%，这样一来，基本上可以想象就别干什么了。紧日子过到这种程度，干部队伍也是人啊，他们都有自己的抱负，都有自己的理想，都有自己的想法，正在充满热情的做事，做了好几年的项目，一旦过紧日子，这些东西还能做吗？肯定是做不了了。所以这个过紧日子的影响主要就是关系到政治、社会、干部这三个稳定。一旦这三个稳定出问题了，那么中国的影响就很大了。所以，为什么要讲均衡，讲权衡，有减税就有加税，关键就关系到这三个稳定。实际上，过紧日子，即便能够过，究竟能够过多长时间的紧日子，这也是大有疑问的。是不是真地能够过紧日子，也存在疑问。这个不是说说而已的事，这是考验人的事情。有的人、有的地方可以经受住这种考验，但肯定还有的人和地方经受不了这种考验，那可能干部队伍就会流失。过去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，上世纪90年代就有大量的干部队伍流失出来，很多企业家就是这样出来做生意的。再往前推的话就是“利改税”那个时期还流失了一大批，所以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，曾经出现过几次干部队伍的流失，结果导致了干部队伍的稳定性出现了问题。所以，这个紧日子究竟能过多长时间，这是有疑问的。如果很短，说说而已，一晃而过，那财政又处于混乱状态，一方面没钱，一方面还过不了紧日子，那这又是个什么样的结局？那么接着就再发钱，那就需要采取别的措施，这个措施我们称之为“大放水”。
大放水的词汇咱们就私下讲讲，因为大放水这三个字我已经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了。当年又是我提出来的，我是在十八大之后研究了形势的发展变化，可能需要大放水才能解决问题。但是很多学院派的学者们很反对，他们的依据是西方的经典经济学，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之后，他采取的也是减税措施，所以很多学院派的教授，学生们都在谈减税，说减税是最好的，对债务等等都有好处，理论上讲是这样，这个没什么错误。但是，现实当中，这个问题很大，比如说削减增值税，它的目的是推动企业进一步的生产，让企业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，刚才跟大家讲了，现在是过度生产状态，你生产了这么多的产品，你卖给谁？你有没有越来越大的市场空间，这个时候大家缺的实际上不是钱，资金成本当然高，但与资金成本比较起来，大家更缺的是市场空间。如果顾客排队购买你的产品或服务，哪怕利薄一点，起码你活得还很好，还很愉快，但如果没有人买你的产品和服务，没有这样大的市场空间，给你很多钱让你生产，你敢生产吗？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？放在库房里，变成债务？让别人天天追着你要钱吗。这种局面是没法再接受的。所以，关键的是要想办法打开市场空间，要释放出市场空间，所以我们才谈要改革，只有改革能够释放市场空间，释放出市场空间了民营企业才有活力，就是这样。真正的核心问题就是市场空间。
所以，我们评估政策，很简单就可以辨识清楚，就是看是否有助于扩大市场空间，凡是有助于扩大市场空间的政策就是好的，就是大家真正需要的政策。从这个角度，我们看减税就是这样一个问题，减税并没有带来市场空间的释放。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中美贸易战的问题，我们不但没有扩大市场空间，反而在被压缩，过去能出口的现在还出口不了了，过去能卖的现在还卖不动了，处在这样一个被挤压的状态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问题。
（摘自安邦智库）
